工具理性的人学反思
摘要：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导致价值理性的遗失是现代化社会的通病。工具理性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却使人的精神备受压抑与束缚，甚至自由的本性受到戕害、被迫地成为了文明时代的“碎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辩证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一个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现实支撑，另一个为其提供价值导向。本哲学论文研究表明，复归价值合理性并使其引导与规约工具合理性，并协调把握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关键词：工具合理性；人；价值合理性
一．工具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从属于现代科学话语体系。最初使用这两个二元范畴并影响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作为一种理性，意即人们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会考虑和算度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后果，从而甄选其中效益最高的手段。工具理性行动者由功利化的动机驱使且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标；但行动过程中却大大地漠视了人的情感及其精神价值。与价值理性相比，工具理性可以借助于精密的计算，并设计符合实际的目标，采取“捷径”，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且能够获得最佳结果。对此，韦伯这么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控一切。谓之世界的‘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而诉求神灵或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可以为人服务。”[1]
韦伯适时地以理性化为切入点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变迁，而且，他的伟大还在于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冷峻与残酷指出了现代性不可抗拒的命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他认为，现代化社会中，官僚管理体制是最具理性化的体现。官僚体制的存在极大地提升了管理的效率，具有一定的社会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管理体制下的社会犹如一架大机器，而每个个体就成为了这台机器的随时可替换的零件，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着应尽的职能。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使机器时刻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同时裹挟其中的每个零件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种运转，其结果就是每个个体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和自由。而且，工具合理性的过度扩张使世界中的数学以及一切以精确计算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人类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及其自身、更无法从终极意义的语境下解释世界及其自身，从此，“意义”世界丧失了。韦伯认为，理性尤其是工具合理性一方面为现代社会带来普世文明，一方面又使得世界和人类在其终极价值和意义上迷失了方向。而且，工具理性的扩张和膨胀造成了社会各个领域林林总总的异化现象。现代人的这种“宿命”与工具理性的潜在逻辑有其结构性的社会根源，那便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关系与张力，以及人类在面对这种关系时如何去把握与保持其动态的平衡。
二．工具合理性的人学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如韦伯所言，工具理性的盛行意味着社会丧失了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人们习惯了高度分工和自动化的社会环境，缺少了激情的工作演变为日复一日的机械操作，人服务于机器替代了机器服务人。人被异化，人性也出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物质与精神的疏离、人与自然的截然对立。人的心灵与精神遭受着工具理性的压抑与束缚，人性受到戕害，人的发展被限制，人也被迫成为了文明时代的“碎片”。理性使人区别于其它动物，因为理性使人具有了把握、操控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但人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具有着类似于其它动物的和更高一级感性存在形式的生命需求。而且，人的感性生命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重视情感、意志和欲望及更强调生命的为我性、是一种具体且丰富的生命状态。这种感性生命的具体和丰富不仅是理性生命的基础与前提，更是人之为人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工具理性的原则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行为的功能与实效，使人无心更无力感受和关注春天的新绿、夏夜的星空；更不要说青山白云和川流石立。久而久之，人失去了对生活感知的欲望与激情，人的精神生活也变得贫瘠不堪，人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也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
但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人之为人首先应该是以生命个体的形式而存在，每个人都持有着鲜明和独有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和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为人性特征、素质能力、自然禀赋等的差异。然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具理性的肆意发展却使得每个人生活在这般境地：“个人被看成无关紧要的了。没有任何人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人没有真正的个性，就如许多针中的一枚没有真正的个性一样，只是一个普通有用的物品，人还并未成为其自身。”[3]久居此地，个体只能压抑个性，委曲求“全”地存在着、只能为使整体达到效益最大化而没有情感和个性的功能化的存在着。工具理性使每一个个体不仅成为了一种工具性存在，还成为了一种单向度的片面存在。卑劣贪婪的物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现实，在这随处可见的现实中，“物化”的社会特征逐渐形成。物化的理念不仅意味着对物质的追求与占有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还意味着在其本源意义上，人也成为了一种“物化”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现实中，正如韦伯说的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合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4]
三．复归价值合理性
价值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呵护、憧憬及建构与追求的自觉意识，并且指向终极关怀的同时又体现为对现实的深度关切。其具体表现为：其一，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价值理性的终极要旨在于为了主体自身而忧虑、运思、统筹与服务，恪守“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原则，执着于对主体“善”的追求。其二，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在价值理性的领域里，人才是终极目的。一切行为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维护并实现人的各种利益、维护人的尊严以及凸显人的价值，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价值理性关注的是人的现实处境与前途命运，于是，作为一种批判性理性，它总是适时地告诫人们，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是需要改变和超越的。
与工具理性相比，价值理性是一种意义层面的理性、是一种基于价值和意义思考对价值的自觉追求与遵从。价值理性行为者的行为选择是：不管形式与结果如何，其行为都要以终极目的为中心，且体现最初的价值理念。简言之，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区别就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区别、是社会行为的效率与意义之间的区别。然而，现实中工具理性的无限放任、价值理性的矢志与遗失成为了现代化社会的通病，经济领域的物化关系和交换原则对人的精神领域的侵袭与蔓延使得整个社会的行为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理性是完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不仅是辩证统一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互为条件、相互协调以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向导。站在社会的立场来看，工具理性在人的进步与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方面体现了其巨大的生命力；然而，在遗失价值理性为向导的岁月里，工具理性犹如驰骋在现代性草原上的脱缰的野马，在为人们创造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难以诉说的束缚与控制。因此，在重视和弘扬工具理性的同时，必须复归价值理性的应有之位。因为工具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与引领之下才能以健全的姿态支撑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基于当下面临的工具理性的人学困境，如何真正使社会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成为行为的终极目标和归宿、如何真正实现工具理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如何给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合理及合适的定位，并协调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尤为需要仔细斟酌与反思。
结语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辩证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和论证，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阐释与导向，因此，在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协调掌控二者的动态平衡，使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以保证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并最终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2：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6.
[3][德]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4.
[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48.
关键词：工具合理性；人；价值合理性
一．工具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从属于现代科学话语体系。最初使用这两个二元范畴并影响现代社会科学的人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作为一种理性，意即人们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会考虑和算度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后果，从而甄选其中效益最高的手段。工具理性行动者由功利化的动机驱使且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标；但行动过程中却大大地漠视了人的情感及其精神价值。与价值理性相比，工具理性可以借助于精密的计算，并设计符合实际的目标，采取“捷径”，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且能够获得最佳结果。对此，韦伯这么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控一切。谓之世界的‘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而诉求神灵或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可以为人服务。”[1]
韦伯适时地以理性化为切入点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变迁，而且，他的伟大还在于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冷峻与残酷指出了现代性不可抗拒的命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他认为，现代化社会中，官僚管理体制是最具理性化的体现。官僚体制的存在极大地提升了管理的效率，具有一定的社会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管理体制下的社会犹如一架大机器，而每个个体就成为了这台机器的随时可替换的零件，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着应尽的职能。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使机器时刻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同时裹挟其中的每个零件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种运转，其结果就是每个个体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和自由。而且，工具合理性的过度扩张使世界中的数学以及一切以精确计算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人类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及其自身、更无法从终极意义的语境下解释世界及其自身，从此，“意义”世界丧失了。韦伯认为，理性尤其是工具合理性一方面为现代社会带来普世文明，一方面又使得世界和人类在其终极价值和意义上迷失了方向。而且，工具理性的扩张和膨胀造成了社会各个领域林林总总的异化现象。现代人的这种“宿命”与工具理性的潜在逻辑有其结构性的社会根源，那便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关系与张力，以及人类在面对这种关系时如何去把握与保持其动态的平衡。
二．工具合理性的人学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如韦伯所言，工具理性的盛行意味着社会丧失了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人们习惯了高度分工和自动化的社会环境，缺少了激情的工作演变为日复一日的机械操作，人服务于机器替代了机器服务人。人被异化，人性也出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物质与精神的疏离、人与自然的截然对立。人的心灵与精神遭受着工具理性的压抑与束缚，人性受到戕害，人的发展被限制，人也被迫成为了文明时代的“碎片”。理性使人区别于其它动物，因为理性使人具有了把握、操控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但人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具有着类似于其它动物的和更高一级感性存在形式的生命需求。而且，人的感性生命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重视情感、意志和欲望及更强调生命的为我性、是一种具体且丰富的生命状态。这种感性生命的具体和丰富不仅是理性生命的基础与前提，更是人之为人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工具理性的原则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行为的功能与实效，使人无心更无力感受和关注春天的新绿、夏夜的星空；更不要说青山白云和川流石立。久而久之，人失去了对生活感知的欲望与激情，人的精神生活也变得贫瘠不堪，人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也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
但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人之为人首先应该是以生命个体的形式而存在，每个人都持有着鲜明和独有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和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为人性特征、素质能力、自然禀赋等的差异。然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具理性的肆意发展却使得每个人生活在这般境地：“个人被看成无关紧要的了。没有任何人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人没有真正的个性，就如许多针中的一枚没有真正的个性一样，只是一个普通有用的物品，人还并未成为其自身。”[3]久居此地，个体只能压抑个性，委曲求“全”地存在着、只能为使整体达到效益最大化而没有情感和个性的功能化的存在着。工具理性使每一个个体不仅成为了一种工具性存在，还成为了一种单向度的片面存在。卑劣贪婪的物欲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现实，在这随处可见的现实中，“物化”的社会特征逐渐形成。物化的理念不仅意味着对物质的追求与占有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还意味着在其本源意义上，人也成为了一种“物化”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现实中，正如韦伯说的一样，“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合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4]
三．复归价值合理性
价值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呵护、憧憬及建构与追求的自觉意识，并且指向终极关怀的同时又体现为对现实的深度关切。其具体表现为：其一，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价值理性的终极要旨在于为了主体自身而忧虑、运思、统筹与服务，恪守“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原则，执着于对主体“善”的追求。其二，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在价值理性的领域里，人才是终极目的。一切行为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维护并实现人的各种利益、维护人的尊严以及凸显人的价值，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三，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价值理性关注的是人的现实处境与前途命运，于是，作为一种批判性理性，它总是适时地告诫人们，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是需要改变和超越的。
与工具理性相比，价值理性是一种意义层面的理性、是一种基于价值和意义思考对价值的自觉追求与遵从。价值理性行为者的行为选择是：不管形式与结果如何，其行为都要以终极目的为中心，且体现最初的价值理念。简言之，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区别就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区别、是社会行为的效率与意义之间的区别。然而，现实中工具理性的无限放任、价值理性的矢志与遗失成为了现代化社会的通病，经济领域的物化关系和交换原则对人的精神领域的侵袭与蔓延使得整个社会的行为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理性是完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不仅是辩证统一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互为条件、相互协调以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而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向导。站在社会的立场来看，工具理性在人的进步与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方面体现了其巨大的生命力；然而，在遗失价值理性为向导的岁月里，工具理性犹如驰骋在现代性草原上的脱缰的野马，在为人们创造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难以诉说的束缚与控制。因此，在重视和弘扬工具理性的同时，必须复归价值理性的应有之位。因为工具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与引领之下才能以健全的姿态支撑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基于当下面临的工具理性的人学困境，如何真正使社会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成为行为的终极目标和归宿、如何真正实现工具理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如何给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合理及合适的定位，并协调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尤为需要仔细斟酌与反思。
结语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辩证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和论证，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阐释与导向，因此，在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协调掌控二者的动态平衡，使二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以保证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并最终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2：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6.
[3][德]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4.
[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