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发展概论研究
【摘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无神论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宣传任务。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无神论思想传统的国家，对我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梳理，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当前增强我党对全体党员开展无神论教育有效性的积极措施。
【关键词】中国传统无神论，发展历程，评析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无神论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宣传任务。无神论作为一种思想，代表着一种积极的世俗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无神论思想传统的国家，在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涌现出大量的具有无神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遗留下众多的无神论著作与文献。这些著作内容丰富多彩，论理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力。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对我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梳理，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当前增强我党对全体党员开展无神论教育有效性的积极措施。
一、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发展历程
数千年来，中国无神论的发展从未有过中断与停顿，期间虽有低落、式微的阶段，但无神论思想始终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1、先秦时期。西周末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王权的衰败带来了神权的衰落，出现了“在神学外衣下洞察自然界自身道理的朴素唯物的阴阳说。”[2]对自然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带来冲击，无神的思想因子初见端倪。至春秋时期，时代的新旧交替与动荡不安让一切传统的虚幻精神力量都再无遁处，作为王权至高庇护的天命神学思想受到质疑和挑战，在思想上形成了一股重实际、轻传统，重人事、轻鬼神的理性主义思潮，由此普遍性的无神思想开始产生，形成了以儒、道、法等诸家为代表的颇具影响力的无神论思想。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具有无神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如公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其中荀子集先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之大成。他在继承前人重人事的观点，和早期朴素阴阳说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批判的改造了孔、孟的天道观，明确“天人之分”，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无神论光辉命题。
2、两汉时期。两汉时期在于有神论的斗争中一批杰出的无神论者，如司马迁、杨雄、张衡、王符、荀悦、仲长统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其代表作《论衡》中对当时的有神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建立了以元气自然论为根据的天道自然无为论，“人死神灭”为核心的形神论和无鬼论，驳斥道家神仙方术和世俗迷信，从天人、形神、有关命运等三个方面加以系统阐述，对一系列无神论的概念和范畴都有了系统性的论述。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无神论在斗争中建立起来自己的理论体系。
3、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长期的分裂动荡与战乱纷争，带来了有神论的泛滥。这一时期无神论与之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传统天命论和世俗迷信的斗争；二是反对佛道两教，特别是佛教神学的斗争。代表性的无神论者是一批以反对佛教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为斗争焦点的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戴逵、何承天、范增等。其中范增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他的《神灭论》代表了这一时期反对佛教神学斗争的最高成就。他以“形质神用”的科学命题代替了以往无神论者（如王充等人）的精气说；以“刃利喻形神”准确比喻替代了以往无神论者（如桓谭、杨泉等人）以“薪火喻形神”的不准确概括，正确阐明了形神的关系，突破了先秦两汉和魏晋以来在形神关系问题上的无神论思想局限，彻底批判了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理论基础——神不灭思想，使我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
4、隋唐时期。传统无神论思想在经历了南北朝反佛斗争的高潮后，隋唐时期交锋的重点转入以反天命为核心的天人关系论述。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柳宗元、刘禹锡，其代表性著作有《天说》（柳宗元）、《天论》（刘禹锡）。他们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在肯定天为“自然之天”的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天人不相干预”、“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等否定神定历史观、君权神授论的观点；刘禹锡则在其唯物主义无神论著作《天伦》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这一具有规律性意义的无神论命题，从理论上阐明了天人关系。
5、宋元明时期。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无神论的发展，代表性的无神论思想，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对佛教宗教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批评和以王廷相为代表的对封建世俗迷信的系统批判。张载继承和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吸取了同时代天文、地理、历算等自然科学的成果，构建了一个以无形之气的“太虚”为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否定了“一切唯心”和“一切皆空”的神学世界观；王廷相则从天神崇拜到世俗迷信对封建神学做了全面的清算，不仅火力集中，而且坚持科学性，体现彻底性。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对“元气之上无主宰”的论断，对神秘五行说追根寻源的批判等，皆有超越前人的卓见。
6、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时期。这一阶段的无神论思想带上了前所未有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达到新水平。这一时期的无神论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陈确、方以智、熊伯龙、颜元等，承担起对神学总批判的任务。这其中王夫之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以元气本体论，否定佛教的“寂灭论”和道教的“虚无论”，阐明了“贞生死尽人道”的无神生死观和无鬼论；以人事为本论，即坚持了无神论天人相分的原则，又唯物的解决了天人合一论。与他同时代的熊伯龙则完成了集我国古代反封建神学之大成的无神论专著《无何集》，对宗教神学与封建世俗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之,以他们为代表的无神论,完成了总结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历史任务，标志着中国古代无神论发展的高峰与终结。
二、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简评
1、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重要历史价值
相比西方无神论思想在中世纪的断层，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五四”运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展顺利，没有间断，且不同历史阶段斗争的焦点清晰、特点突出，代表人物与作品都极具时代性，所阐发的问题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现实的意义。这是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世纪时基督教在欧洲建立过的垄断局面，没有建立过任何全国性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各种宗教神学虽然也有过泛滥的局面，但没有从根本上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个中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源远流长，层出不穷，无神论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始终没有断流，作为一种理念始终滋养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并且伴随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发展，由此带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征鲜明的无神论底色。
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与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结合。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从不动摇。从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传统和积极的入世态度使其与无神论思想产生了天然的内在逻辑联系，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无神论者公孟子，到荀子、王充、范缜，再到刘禹锡、柳宗元、张载，最后集大成者的黄宗羲、王夫之、熊伯龙，几乎历史上所有知名的无神论者都是出自儒家，无神论思想很多时候都被看做是儒家思想的组成因子。客观上讲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的外衣对无神论思想和无神论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些具有无神论思想倾向的士大夫，很多都是所在社会中的精英，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虽然历代的统治者对无神论思想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它披着儒家思想的合法外衣，从而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其合法的存在地位，这也是中国无神论和西方无神论经历的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2、中国传统无神论想的缺陷
（1）虽然有理论的高度，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不够
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虽然在理论上对有神论的驳斥不可谓不深入，但是绝大多数的无神论者没有能够做到紧紧结合同时代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相结合，以此来建立具有科学意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赋予无神论思想坚实的理论支撑。中国古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学科，但是实践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些成就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理应成为无神论思想的有力现实依托。但是，由于传统无神论思想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深耕，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思想交锋，没有也不可能不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理论阐发的现实基础，由此理论的说服力和信服力显然不够，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也明显不够，因而并没有真正发挥无神论思想的时代助力作用。
对宗教神学和迷信的批驳只是从认识的根源上阐述
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蔓延不仅是思想认识的根源，还有阶级的根源。传统无神论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具备阶级分析的立场，因而在具体问题的批驳上不能切中要害。比如在祸福命运等一类社会问题的认识上，王充在否定天命论中提出自然命定论，范缜则以偶尔论否定轮回报应论，结果都陷入了另一种宿命论。熊伯龙试图用偶然性否定神命论，但是他又不可避免的片面夸大了这种偶然性，把自然人事社会的一切，看作只受某种偶然性支配。这样人们即使不听命于天，也只能受命于偶然性，而纯粹的偶然性本身就是一种宿命论。事实上对形形色色有神论的驳斥除了事实与经验的揭露外，更要从理论上揭批宗教神学的荒谬，揭示神学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特别要揭示宗教神学思想作为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驳倒、战胜有神论。这一问题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以外其他一切无神论思想的最本质缺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2]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4.
【关键词】中国传统无神论，发展历程，评析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无神论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宣传任务。无神论作为一种思想，代表着一种积极的世俗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无神论思想传统的国家，在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涌现出大量的具有无神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遗留下众多的无神论著作与文献。这些著作内容丰富多彩，论理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力。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对我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梳理，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当前增强我党对全体党员开展无神论教育有效性的积极措施。
一、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发展历程
数千年来，中国无神论的发展从未有过中断与停顿，期间虽有低落、式微的阶段，但无神论思想始终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1、先秦时期。西周末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王权的衰败带来了神权的衰落，出现了“在神学外衣下洞察自然界自身道理的朴素唯物的阴阳说。”[2]对自然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带来冲击，无神的思想因子初见端倪。至春秋时期，时代的新旧交替与动荡不安让一切传统的虚幻精神力量都再无遁处，作为王权至高庇护的天命神学思想受到质疑和挑战，在思想上形成了一股重实际、轻传统，重人事、轻鬼神的理性主义思潮，由此普遍性的无神思想开始产生，形成了以儒、道、法等诸家为代表的颇具影响力的无神论思想。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具有无神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如公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其中荀子集先秦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之大成。他在继承前人重人事的观点，和早期朴素阴阳说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批判的改造了孔、孟的天道观，明确“天人之分”，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无神论光辉命题。
2、两汉时期。两汉时期在于有神论的斗争中一批杰出的无神论者，如司马迁、杨雄、张衡、王符、荀悦、仲长统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其代表作《论衡》中对当时的有神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建立了以元气自然论为根据的天道自然无为论，“人死神灭”为核心的形神论和无鬼论，驳斥道家神仙方术和世俗迷信，从天人、形神、有关命运等三个方面加以系统阐述，对一系列无神论的概念和范畴都有了系统性的论述。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无神论在斗争中建立起来自己的理论体系。
3、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长期的分裂动荡与战乱纷争，带来了有神论的泛滥。这一时期无神论与之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传统天命论和世俗迷信的斗争；二是反对佛道两教，特别是佛教神学的斗争。代表性的无神论者是一批以反对佛教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为斗争焦点的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戴逵、何承天、范增等。其中范增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他的《神灭论》代表了这一时期反对佛教神学斗争的最高成就。他以“形质神用”的科学命题代替了以往无神论者（如王充等人）的精气说；以“刃利喻形神”准确比喻替代了以往无神论者（如桓谭、杨泉等人）以“薪火喻形神”的不准确概括，正确阐明了形神的关系，突破了先秦两汉和魏晋以来在形神关系问题上的无神论思想局限，彻底批判了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理论基础——神不灭思想，使我国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
4、隋唐时期。传统无神论思想在经历了南北朝反佛斗争的高潮后，隋唐时期交锋的重点转入以反天命为核心的天人关系论述。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柳宗元、刘禹锡，其代表性著作有《天说》（柳宗元）、《天论》（刘禹锡）。他们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在肯定天为“自然之天”的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天人不相干预”、“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等否定神定历史观、君权神授论的观点；刘禹锡则在其唯物主义无神论著作《天伦》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这一具有规律性意义的无神论命题，从理论上阐明了天人关系。
5、宋元明时期。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无神论的发展，代表性的无神论思想，是以张载为代表的对佛教宗教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批评和以王廷相为代表的对封建世俗迷信的系统批判。张载继承和发展了自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吸取了同时代天文、地理、历算等自然科学的成果，构建了一个以无形之气的“太虚”为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否定了“一切唯心”和“一切皆空”的神学世界观；王廷相则从天神崇拜到世俗迷信对封建神学做了全面的清算，不仅火力集中，而且坚持科学性，体现彻底性。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对“元气之上无主宰”的论断，对神秘五行说追根寻源的批判等，皆有超越前人的卓见。
6、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时期。这一阶段的无神论思想带上了前所未有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达到新水平。这一时期的无神论者，如黄宗羲、王夫之、陈确、方以智、熊伯龙、颜元等，承担起对神学总批判的任务。这其中王夫之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以元气本体论，否定佛教的“寂灭论”和道教的“虚无论”，阐明了“贞生死尽人道”的无神生死观和无鬼论；以人事为本论，即坚持了无神论天人相分的原则，又唯物的解决了天人合一论。与他同时代的熊伯龙则完成了集我国古代反封建神学之大成的无神论专著《无何集》，对宗教神学与封建世俗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总之,以他们为代表的无神论,完成了总结中国古代无神论的历史任务，标志着中国古代无神论发展的高峰与终结。
二、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简评
1、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重要历史价值
相比西方无神论思想在中世纪的断层，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五四”运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展顺利，没有间断，且不同历史阶段斗争的焦点清晰、特点突出，代表人物与作品都极具时代性，所阐发的问题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现实的意义。这是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中世纪时基督教在欧洲建立过的垄断局面，没有建立过任何全国性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各种宗教神学虽然也有过泛滥的局面，但没有从根本上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个中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源远流长，层出不穷，无神论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始终没有断流，作为一种理念始终滋养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并且伴随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发展，由此带来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征鲜明的无神论底色。
中国传统无神论思想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与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结合。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从不动摇。从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传统和积极的入世态度使其与无神论思想产生了天然的内在逻辑联系，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无神论者公孟子，到荀子、王充、范缜，再到刘禹锡、柳宗元、张载，最后集大成者的黄宗羲、王夫之、熊伯龙，几乎历史上所有知名的无神论者都是出自儒家，无神论思想很多时候都被看做是儒家思想的组成因子。客观上讲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的外衣对无神论思想和无神论者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些具有无神论思想倾向的士大夫，很多都是所在社会中的精英，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虽然历代的统治者对无神论思想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它披着儒家思想的合法外衣，从而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其合法的存在地位，这也是中国无神论和西方无神论经历的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2、中国传统无神论想的缺陷
（1）虽然有理论的高度，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不够
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虽然在理论上对有神论的驳斥不可谓不深入，但是绝大多数的无神论者没有能够做到紧紧结合同时代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相结合，以此来建立具有科学意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赋予无神论思想坚实的理论支撑。中国古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学科，但是实践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些成就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理应成为无神论思想的有力现实依托。但是，由于传统无神论思想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深耕，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思想交锋，没有也不可能不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理论阐发的现实基础，由此理论的说服力和信服力显然不够，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也明显不够，因而并没有真正发挥无神论思想的时代助力作用。
对宗教神学和迷信的批驳只是从认识的根源上阐述
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蔓延不仅是思想认识的根源，还有阶级的根源。传统无神论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具备阶级分析的立场，因而在具体问题的批驳上不能切中要害。比如在祸福命运等一类社会问题的认识上，王充在否定天命论中提出自然命定论，范缜则以偶尔论否定轮回报应论，结果都陷入了另一种宿命论。熊伯龙试图用偶然性否定神命论，但是他又不可避免的片面夸大了这种偶然性，把自然人事社会的一切，看作只受某种偶然性支配。这样人们即使不听命于天，也只能受命于偶然性，而纯粹的偶然性本身就是一种宿命论。事实上对形形色色有神论的驳斥除了事实与经验的揭露外，更要从理论上揭批宗教神学的荒谬，揭示神学产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特别要揭示宗教神学思想作为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驳倒、战胜有神论。这一问题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以外其他一切无神论思想的最本质缺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2.
[2]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4.
